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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病上课上学的要求，要迅速落地落实，不折不扣地传递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长和学生。

　　新京报报道，教育部于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冬季学校流行性疾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切实做好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控工作。通知要求，指导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师生做好防护、及时就诊、规范治疗、科学用药，不带病上课上学。

　　此前，针对医院儿科诊室里孩子们边输液边做作业的现象，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提出，学校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一律不做硬性要求，不建议患病期间赶、补作业，一切以孩子身体为重。

　　从“不建议患病期间赶、补作业”，到“不带病上课上学”，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当前这波疫情对学生身体健康的影响，表态也越来越明确具体。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应该听得见这一声音，并迅速落地落实，把“部令”不折不扣地传递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长和学生。

　　要看到，教育部这一通知要求，是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是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关于做好冬春季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的具体和细化。这也是“全国一盘棋”的必然。

　　作为易感人群，扎扎实实做好学校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控，保障师生健康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至关重要。但在现实中，很多阻力其实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如何真正按照“道理”去做事情，如何真正把不带病上课上学当成一个常识，进而形成共识。

　　经历过3年疫情的学校和家长，不可能不知道防范流行病的重要性。然而，知道是一回事，如何选择则是另一回事；此时知道是一回事，彼时能不能落实是另一回事。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何那么多孩子都在一边打吊针一边写作业，更不能解释，不少孩子为什么还在带病上学。

　　相信家长们都有些无奈。比如说，孩子病了，不太乐意请假，担心班主任老师态度不好，担心孩子从此在班主任那里“挂了号”。一句话，担心孩子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心理上再受到压力乃至伤害。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现实中，一些学校过于强调纪律、秩序，往往就会导致孩子们一般情况下不敢请假。这中间，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家长心存焦虑，怕落下功课、怕孩子跟不上节奏等。尽管这种焦虑在若干年后看，或许是过虑了，但在当时，很难有家长完全放得下。

　　而在学校看来，同样显得很心事重重。一方面，学校每天都在尽力统计学生的健康状况，及时掌握请假学生的数量、比例；另一方面，则在通过各种渠道追着学生要求听课、完成作业。尤其是如今，中小学大多有了远程教学设施，学生即便请假，往往也被要求在家上网课。

　　学校的这些做法，非但没能消除家长和学生的顾虑，反而加重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使其不能、不愿完全做一个病人，自由和放松更加难得。

　　这样的僵局必须打破。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而言，明确不带病上课上学，等于是画出了一条基本的教学底线，所有教育从业人员和学生，都应一体遵守。从学校和家长而言，这也应该成为共识。

　　上课上学很重要，但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学生生病期间不必上课上学，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也能稍稍松弛一下紧绷的神经，有利于更快更好的康复。这样做，不仅不会落下学业，反而会因为张弛有度而增加学习的兴趣。因此落下的课程和作业，学校也完全有机会再行补齐。

　　不带病上课上学，本该是常识，如今却要教育部下发通知确认。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如今的中小学学生减负任重道远，仍须举一反三，持续发力，从尊重常识、爱护孩子开始，下大力气把孩子们肩头上山一样的压力减下来。(新京报) 【编辑:付子豪】

　　中新网南京12月5日电 题：打捞真相如在历史隧道中“追光” 美籍华人近20载搜寻南京大屠杀史料

　　中新网记者 朱晓颖

　　“夜深人静时，当我翻看南京大屠杀资料图片和当时西方的报道，就像走进历史隧道，情绪很不好，有时会放声痛哭。但当我走出这黑暗的一页，感觉豁然开朗——偏激无助于客观地了解历史，不记住仇恨而是牢记真相，和平更显弥足珍贵。”5日，在位于南京城西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纪念馆”)，美籍华人鲁照宁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感慨。

　　2023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6周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鲁照宁再次来到南京，准备将今年新搜集的史料捐给纪念馆。捐赠，对他来说已是“停不下来”的惯性之举。据其统计，近20年来，他向纪念馆捐赠了近20次，捐赠史料超过两千件(套)。

站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鲁照宁久久一语不发。墙上有他二爷爷的名字——鲁葆寅。朱晓颖 摄

　　站在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鲁照宁久久凝视，一语不发。墙上有他二爷爷的名字——鲁葆寅。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大肆屠戮，鲁葆寅被日本兵开枪打死。

　　在南京城的东边，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公墓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之英烈碑上镌刻的4296名英烈中，鲁照宁的小姑奶奶鲁美音是唯一的女性。曾是空乘的她为营救机舱里的婴儿，不幸遭日机扫射身亡，年仅26岁，当时怀有身孕。鲁照宁的家族中，还另有4位亲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

　　鲁照宁1964年生于南京。初中毕业前，他随家人移民美国，在美国完成学业后，进入纽约电力公司工作，如今在该公司担任项目督查职务。他告诉记者，年幼时就听家人说起侵华日军1937年在南京的暴行，出国后，他常翻阅当地的中文报刊，还阅读了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英文著作《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内心的触动不断积攒。

　　2003年，鲁照宁第一次以普通参观者的身份到访纪念馆，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看到‘万人坑’遗址，我非常悲痛，就想着回美国后在网上搜寻相关资料。”

　　2004年，他通过中国新闻社记者牵线搭桥，联系拜访了纪念馆时任馆长朱成山，第一次向馆方捐赠了张纯如英文版书籍、一位日本人撰写的南京大屠杀题材书籍等，并向朱成山表达了在海外帮忙搜集史料的想法，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侵华日军的军人手牒、刊登日军占领南京后状况的《纽约时报》原件……5日在纪念馆展厅里，鲁照宁带着中新网记者，一一讲解自己捐赠的在展史料，如数家珍。

“在外国网站上搜bunker(碉堡)，线索是很少的，要搜pill box(药盒子)，因为当时碉堡的造型和如今的药盒子有点像，这符合一些外国人的表达习惯”……鲁照宁平时经常琢磨如何搜索关键词、更有效地“打捞”线索。朱晓颖 摄

　　“在外国网站上搜bunker(碉堡)，线索是很少的，要搜pill box(药盒子)，因为当时碉堡的造型和如今的药盒子有点像，这符合一些外国人的表达习惯”……一有空闲，鲁照宁就琢磨如何搜索关键词、更有效地“打捞”线索。

　　他省吃俭用，拿出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网络平台上自费竞拍他认为有价值的物品。有一次，他在拍卖会上看到一套历史题材期刊，共6期，竞标截止时间在午夜。担心不能追到每一期标品，他干脆标了封顶价1000.01美元，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恰好1000.01美元。“我拿到了！当时特别兴奋！”鲁照宁感觉，竞拍中自己就像战士，而这样的“一掷千金”很有意义。

　　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鲁照宁告诉记者，除了2020年至2022年这三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现场，他次次都有出席。在他看来，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到南京大屠杀惨案，了解到这段中国之殇、世界之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热爱和平、珍惜和平、守护和平的行动中来。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鲁照宁注视着张纯如雕像。此前，他阅读过张纯如的英文著作《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并萌发了在海外搜集史料的想法。朱晓颖 摄

　　“2024年，将是我捐赠生涯的第20个年头，也是我的退休之年，希望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到纪念馆当志愿者、做英文翻译，与更多国际友好人士一道‘追光’。”鲁照宁说。(完)